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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两天，贵州毕节五个孩子死在垃圾箱里的消息不知道牵动了多少人的心。反正在我看见这个消息散遍网络的时候，我的心被揪了一下，然后紧接着是彻骨的寒冷。
据报道显示：现已查明，这五名10岁左右的男童是七星关区擦枪岩村三兄弟的孩子，他们相约离家，流浪三周后因在垃圾箱中点火，导致一氧化碳中毒闷死。五个孩子的家长或外出务工或忙于务农，对孩子疏于管理，所以他们曾多次出走。事件查明后，毕节市政府马上宣布了对相关部门负责人的处理意见，但同时也强调了这是一次“意外事故”。然而，这真的只是“意外”吗?那么这次“意外”的背后又隐藏了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
一、五个孩子四个辍学，其背后是农村中小学生辍学成趋势
1、当前小学辍学率退至十年前，辍学主体移至低年级
与五个孩子死在垃圾箱的新闻几乎同时出现的另一条新闻是《内地小学辍学率退至十年前 辍学主体移至低年级》。据河北省教育厅巡视员、中国教育学会农村教育分会理事长韩清林透露，近四年来，全国小学辍学率大幅度回升，“从2008年辍学生63.3万人，辍学率5.99‰，到2011年辍学生已经达到88.3万人，辍学率8.8‰，这与1997年、1998年、1999年的辍学水平大体相当。10年间，辍学的主体已经由高年级迁移到小学一、二年级。2007年、2008年、2009年、2010年小学一年级到二年级辍学学生分别为51.08万人、55.86万人、64.28万人、51.81万人，辍学率分别为29.18‰、31.71‰、37.35‰、31.16‰，占年辍学学生的60%～80%，为历史最高峰。”
而辍学学生的主体，显然就是农村学生。
2、贵州近年义务教育阶段辍学率严重反弹，毕节初中辍学率达6.99%
据贵州省媒体今年7月报道：省教育厅统计数据显示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辍学率大幅反弹，其中毕节市2011年初中辍学率达到6.99%，这一数字高于全省平均水平。严峻的辍学形势使得贵州省教育厅在今年7月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控辍保学”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少数地方中小学校布局调整跟不上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流动的现实需要，部分家长受就业形势和新的‘读书无用论’等错误认识的影响，我省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辍学现象有所反弹，特别是初中阶段学生辍学现象更为突出”。
二、“成绩不好，不想读书”的背后是农村基础教育下滑
1、数据显示毕节市农村教育质量普遍下滑，已持续多年
据其中两名遇难孩子的父亲陶元伍介绍，5个孩子中有4个处于辍学状态，老师屡次上门或打电话动员，他们都以“成绩不好，不想读书”为由拒绝上学。
而《贵州政协报》2009年刊发毕节市阴底中心校副校长朱祥福的文章《浅析毕节市农村中小学教育教学质量下滑的原因及对策》指出：纵观近年来毕节市农村学生的在校表现和中考成绩，发现学生素质一直呈现下滑趋势，“这种持续了六七年的农村教育质量普遍下滑的现状，已经引起各级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学校教师以及社会有识之士的密切关注和高度重视”。
2、“新读书无用论”和“留守儿童现象”让家长不愿管和管不到，让学生不愿学和学不好
上述文章并指出，导致农村教育质量普遍下滑的原因有：
社会就业形势的影响。农村人对就业存在一种单一认识，就业就是国家包分配。2000年以前，农村学生只要刻苦努力读好初中，考上中师中专，毕业以后就可以得到一个“铁饭碗”了。身边工作的政府干部和学校教师，基本就是从这条路走过来的。基于这种错误认识，面对如今大学生不分配的就业现实，许多家长学生就产生了一种读书无用的误解。所以，家长不重视学生学习，学生不努力读书，就使得教育质量的提高面临一道无形的难以逾越的认识藩篱——作为教育主体的学生缺乏主动。
留守儿童问题多多。留守儿童的学习监督和辅导几近于零。他们大多由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监护，这些留守儿童的监护人大多未接受过学校教育，是文盲或半文盲。因此对留守儿童学习的监督和辅导就是一片空白。而且，缺乏良好的家庭教育，使得留守儿童的心理和习惯极不健康。缺乏父爱母爱的阳光，给留守儿童的心灵蒙上一层阴影;溺爱和纵容，隔代教育缺乏交流和沟通，导致许多留守儿童固执任性，自卑孤僻，郁郁寡欢。又由于自控能力较差，往往沾染上一些社会恶习：如吸烟喝酒、打架斗殴、逃学上网，甚至偷盗赌博、敲诈勒索(在校园里向小同学收保护费)。
3、“撤点并校”与“城市教育资源不足”让农村孩子上学难
贵州省教育厅指出辍学率反弹的因素之一是“中小学校布局调整跟不上现实需要”。
这个“布局问题”其实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各地为了节省财政支出，大跃进式的撤点并校，由此生出很多问题。以贵州凯里市为例，中国传媒大学学生暑期调研报告指出：该地部分拟撤并的小学陷入“计划被撤并却遭搁置，无法撤并更无任何资源投入”的尴尬局面，致其较长时间内，教育资源极其匮乏，这与撤点并校政策“促进教育公平”的初衷相悖。凯里市三棵树镇苗族聚居的鱼寨小学被忽视、无投入的局面长达五到八年，影响波及所有鱼寨小学学生的整个小学阶段。
二是农民外出务工，随迁子女却面临城市教育资源不足。记者今年9月在毕节市调查发现，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将自己的子女带入城市，带来的影响之一就是城区学校学生爆满，多数学校由于承载能力的限制，出现大班现象。以毕节市第八小学为例，整个班上有102个学生，已经大大超出了整个教室的容量，所以学生上课时非常拥挤。
三、“流浪三周”的背后是公安、民政、社会救济能力的薄弱
1、如果这五个孩子在美国失踪……
五个孩子虽然离家出走，但是并没走远，他们还在七星关区。人多结伴且没走远，按说不难找。但据官方援引家长的说法：孩子三周前相约出去玩后就没有回来，期间有家长和老师多次到海子街镇和七星关城区寻找，直到接到派出所通知前去辨认才知道孩子出事。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寻找过程?
如果这五个孩子在美国失踪，恐怕早就被找到了。2006年9月，得克萨斯州一名两岁男孩失踪，当地警方接到报案后，出动50名警察、两架直升机开始在数公里范围内大面积搜索。首次寻找未果后，警察启动了“全国儿童警报系统(一种类似天气预报的系统，随时向公众发布通告，以便公众提供信息)”，向当地5000个家庭发布寻人公告。第三天，直升飞机终于在一个池塘边上发现了男孩。此外，美国还设有“全国失踪与受虐儿童服务中心”，开通多语种全天候的热线救助服务，失踪儿童家长可以借助该中心网站制作标准化的寻人布告。
即便这些孩子在美国暂时没被找到，那么在他们长达三周的流浪时间里，也很可能被“全美无家可归者联盟”这类民间组织发现，或者至少会有“爱管闲事”的美国普通民众伸出援手。
2、公安、民政、社会救济能力均不到位
倒不是指望我们目前就能像美国一样丢了孩子出动直升机找人，但像美国那样建立一个相应的服务中心或找人系统还是完全能做到的。然而正如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韩玉胜所言：“与国外相比，中国对于失踪人口的寻找缺乏必要的技术手段和制度架构，类似于全国性的失踪人口信息系统还没有建立。”据报道，从2003年起，公安部开始筹建全国性的失踪人口信息系统，但因种种原因和实际困难尚未建立起来。
除了警方的救济能力缺失外，中国的民政、社会救济能力也很薄弱，原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司长王振耀在分析“5名男童为什么没有去救助站”时称：社会联络渠道不顺，很多标志不明，有救助站这样的设施，但是救助站的电话、很多标志性的指引就少一些，软件的缺失造成硬件用起来不太方便。另外，全世界发达国家全部都建了有儿童的庇护所，包括我们的香港都建有这样的硬件设施，还有专业工作人员，有社工，他们专门来做儿童的工作。现在我们这儿在这方面还是一种空白。
四、五个孩子本该有更好的生长环境……
1、谨防负福利在教育领域再创新高
如果这五个孩子能有优良的学校环境，能有父母在身边照顾，这样的悲剧就有可能避免。
然而没有如果。我国从1993年就提出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到GDP的4%，但直到今年才首次“有望实现”。投入本就不足，且更关键的是，这不多的投入是否用在最需要的人身上了呢?
就以毕节市为例，在收留农民工子女的第八小学班容量超百人的情况下，被当地人称为“有权有钱才能进”的毕节实验小学仍保持了班容量不足50人。为什么最困难的群体却最得不到教育资源的倾斜呢?各地一边将“撤点并校带来财政节省”作为政绩宣扬，一边却将大把的经费用在照顾强势群体的“重点校”身上。在一些农村学生需要经过30多里地去上学时，像陕西铜川这样的地方却可以因为公务员要搬到新区而新建一所“专供”机关单位子弟的一流学校。
更严重的是，在农民工子女本就难入学的情况下，不少城市管理者还对农民工自助性质的“农民工子弟学校”百般刁难，驱赶拆除，人为增加留守儿童的数量。
这种拿了穷人的贡献帮补富人的“负福利”，在城市化进程中的教育领域难道要再创新高?
一句“意外”，如何给5个幼小的生命一个交代?他们的离开是值得社会各界人士反思的。
